社科院张明：当前形势下，建议做好三点准备

当前形势下，建议做好三点准备

作者： 张明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

这两年，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日子好像没有以前好过了。我国的经济增速确实处于下行的状态，而且，这种下行状态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有人应该都不陌生，但今天回头想一想，当年那场冲击全球的金融风暴给我们的感受有今天这般强烈吗？

并没有。当时，政府预料到这场危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实施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最终通过大规模的基建与房地产投资稳定了经济增长。

但200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能够达到10%，经济总量7年就可以翻一番，可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形势就没那么好了。

要想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有必要以2008年为分割点，找到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病因所在。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好准备。

融资成本上升，内外需增速下降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发生了明显下滑，2008年之前，年均20%。后面开始一路下降，从2019年开始至今，基本在5%-6%左右。而这一增速的下滑直接反映了相关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这也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出现这样的特征，有两点原因：

第一，民营企业家融资成本明显提高，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中小民营企业既不能提供良好的抵押品，也很难提供长时间信用记录，自然不会受到银行融资的青睐。比如，民营企业融资链条越拉越长，而链条的拉长就意味着成本的上升，意味着风险溢价的提升。

举个例子：起初，民营企业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链条只有一环。后来，银行只愿把钱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再将用不掉的富余资金通过下属的财务公司贷给民营企业，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两环。再后来，国企财务公司只愿意购买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再把发行信托产品募集的资金贷给民营企业，链条变为了三环。最后，连信托公司也不愿把钱直接贷给民企了，而是要求民企必须获得担保公司的担保，链条变成了四环。

一般而言，融资链条每增加一个环节，民企的年化融资成本至少上升两个百分点。这就是为什么民企的实际借款成本往往远高于基准贷款利率的原因所在。

第二，内外需增速下降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来看，很多中国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趋于饱和，比如家电和汽车等等，这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就意味着它的产品需求发生了萎缩。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的经济增速也开始呈现出明显下滑的态势，再加上国际范围内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抬头，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外部需求也显著下降。一旦内外需增速同步回落，中国传统制造业就会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而产能过剩则意味着企业的现有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自然就没有动力去新增产能投资。

就这样，随着融资成本的上升及内外需增速的下降，企业家们在投资回报率上的信心变得不足，进而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

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回报率降低

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劳动力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逐渐放缓，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被压低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阶层跃迁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无须讳言，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已逐渐拉大，这就导致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呈下降趋势。

这时，一个农村孩子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就变成了——经过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了二本或三本学校，然而，这才是故事的开始。中国大学目前的收费特点是，越是二三本学校，学费通常越高。因此，这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之日，就是这个家庭举债之时。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结构性失业的状态，本科毕业生供过于求，再加上一二线城市房价的飙升，也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大城市立足的难度越来越大。

当一个农村家庭举债培养出的孩子只能上一个就业前景并不明朗的院校，且在城里难以立足时，这个家庭就很容易丧失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信心。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下降了。之前，中国精英阶层曾出现过断层，高考成为从草根阶层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机制，这一逻辑塑造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较强的流动性。然而，精英阶层一旦形成，利益就可能固化，造成精英阶层的“板结化”，最终导致阶层流动性的下降。

新世纪后，三次改革周期被打乱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似乎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周期，大约每十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2-3年。比如，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发生了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分别是80年代初期的承包制改革，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及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和加入WTO。这三次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速陷入低谷之时重塑了增长动力。

然而世界的吊诡之处恰好在于，过去几十年内，全球金融体系似乎也是每10年左右爆发一次重大危机，每当中国面临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之时，均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撞车。例如，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目前的中美经贸摩擦。

2008年我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四万亿财政刺激和基建上，虽然平稳的度过了危机，但相应的结构性改革也被暂时搁置了起来。所以我们在21世纪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就没有发生。这也是在2008年之后，经济持续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笔者认为，目前所面临的外部危机反而会加速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像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重大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步骤。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会有新一轮的区域一体化。例如，随着生产要素向某些区域的加速聚集，在这些要素聚集的区域里，新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将会形成，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建议做好这3点准备

在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下，每一个个体可能或多或少也都有些迷茫，最后，笔者分享几点面向未来的建议。

第一，增强自身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经济都是在比较稳定的结构中不断增长和发展的，速度很快，也没有遭遇重大的波折。但今天来看，这样一个发展逻辑可能要发生转变了，未来会愈发的不确定，这个时候，最好的出路可能就是拥抱不确定性，接受不确定性的现实。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这样几个能力也显得重要起来：一是能够快速学习和快速调整；二是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随波逐流；三是具备足够的差异性，在一个人工智能逐渐发达的社会里，我们更要凸显出人的价值所在，也就是你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第二，善于进行多元化的财富配置。随着金融风险逐渐上升和显现化，要善于进行多元化的财富配置，甚至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的资产组合。我们要提升自己应对危机冲击的能力，别让多年来辛苦积累的财富被割了韭菜。

第三，不断扩展人际关系，增强与这个社会的关联度。在未来，单打独斗的人将越来越难以生存，无论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需要和别人不断地协作，主动的去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尤其是要寻找到能够和自己优势互补的群体。大家通过分享彼此的见解来扩展眼界，增强能力，形成一个核心的稳固圈层，彼此取暖，抱团过冬。这也是我们在应对外部挑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